“富田事变”是由于赣西南苏区抓“AB团”，肃反扩大化而引起的。

　　在赣西南苏区，发现所谓“AB团”分子，最早是在1928年的莲花钱山村（今属安福县），以后逐渐涉及到整个赣西南苏区。1930年2月召开的“二七”陂头会议指出：“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，即地主、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”，号召“党内革命同志起来，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，开除地主、富农出党”。从此，赣西南党把机会主义、地主富农、“AB团”等几个不同概念混合在一起，开始在肃反中肃“AB团”分子。5月22日，赣西南特委给前委的信中说，南路、西路都发现了“AB团”的组织，后来又说在政权机关里也发现有“AB团”、改组派，永新破获了改组派的组织，兴国、永丰、吉安西区、安福西南区都破获了“AB团”组织，“尤其是吉安西区‘AB团’有2000余人，自首有的七八百人”。接着，又破获所谓的万安县委“AB团”，供出团特委的朱家浩是“AB团”分子，朱被审讯又供出“总团长”谢兆元，因此，抓了许多人。赣西南党从1930年春至9月，肃“AB团”的规模越来越大，行为越来越“左”。

　　1930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，总前委也认为整个赣西南苏区党内、政府和红军学校里有大批“AB团”分子，认为“是非常严重的危机”，要进行肃反，“以挽救这一危机”。将其情况报告党中央，请中央“大加注意和帮助。”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多次提到肃“AB团”问题。到11月，红军中也声称发现内部有“AB团”分子，因此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作出决议，在红军中开展肃反运动，抓“AB团”分子。

　　红军中肃反又很快牵涉到地方。红一方面军在抓“AB团”过程中，捕获的红军“AB团”“要犯”刘天岳、曾昭汉以及龙超清、梁鼎元、江克宽、周赤等口供，说省行委内有江西“AB团”总团部，段良弼（省行委常委）、谢汉昌（原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、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）、李白芳（省行委代理秘书长）等为首要。为了帮助地方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，总前委派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十二军的一个连，与12月7日到达江西省行委所在地—福田村。

　　李韶九带着总前委12月3日写的面交省行委负责人的密信。信中指明要抓段良弼、谢汉昌、李白芳三个“AB团”首要分子。但是，李韶九在7日下午却抓了省行委中的20多人，晚上，又抓了省行委通讯班中的几个人。通过审讯，段良弼、谢汉昌、李白芳等供出金万邦（省苏常委、军事部长、东路行委书记），丛允中（省行委常委、西河行委书记）、刘敌（红二十军秘书长、一七二团政委）、刘经化（省苏赣西办事处常委）、周冕（省苏财政部长）、段起凤（原红四团团长）、李文林（省行委书记）、任心达等一大批所谓“AB团”分子，并说红军学校内也有“AB团”分子。

　　8日，李韶九等根据审讯的口供，又抓了省行委、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下属机关中的的一大批人。李白芳、周冕的妻子也被抓了，并受到审讯。晚上，在东固被抓的10多个“AB团”分子也送到了富田。这样，在富田被关押的“AB团”分子有上百人之多。

　　这时，中央特派提款员易尔士到达富田。9日，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工作的人也到达了富田。在富田处决了一些“AB团”要犯后，李韶九押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东固，去红二十军中进行肃反。次日，省行委一负责人带着一排人去河西的西路行委，一是去传达总前委的指示，二是奉命去抓西路行委书记王怀等人。

　　11日，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，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的红二十军内部的“AB团”分子，并派人去捉一七二团的团长和政委。这时，一七二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，奉命从永丰藤田赶回东固，很快被扣压起来。因为，李韶九与刘敌是湖南嘉禾的同乡，所以、谈话比较随和。李韶九企图诱供，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“AB团”分子供出来，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，并说这不是一个“AB团”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刘敌听了此话，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，于是，巧妙地利用同乡关系，顺水推舟，应付李韶九，被送回到东固的独立营驻地。到达营部后，刘敌与营长周兴、梁学贻秘密开会，分析此事，认为被抓的人不会都是“AB团”分子，抓“AB团”是一个阴谋，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，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。

　　12日上午，刘敌等人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到红二十军军部，质问了李韶九和刘铁超，不见效果，当即召集部队包围军部，捆绑了刘铁超、李韶九，同时也捆绑了也到东固的中央提款员易尔士。刘敌等人用武力放出了关押在东固的谢汉昌等人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刘敌、谢汉昌等人率领独立营由东固直奔富田，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地，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排的枪械，抓了几个人，释放了段良弼、李白芳等40多人，此次事件，史称“富田事变”。

　　“富田事变”发生后，谢汉昌、段良弼、李白芳等人在富田召开群众大会，解释了事情的原因，同时公开付呼喊分裂红军的口号。随后把二十军拉往河西的永阳，沿途张贴了分裂红军的标语，丛允中还不择手段地反对总前委，制造假信，进行挑拨离间，分裂红军......。丛允中、谢汉昌等的错误行为，影响了在强敌面前红军的统一行动，性质上严重的。当时党中央视其为“AB团”反革命暴乱，给予了严厉处治。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及其有关人员先后处决，红二十军的多数干部也未幸免，部队被改编。

　　“富田事变” 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，混淆了敌我，造成了许多冤、假、错案，给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伤害，教训极其深刻。“富田事变”的发生，是当时“残酷斗争”、“无情打击”的“左”倾肃反思想及政策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，敌人总是企图从革命阵容内部来破坏革命。因此，党和红军坚持肃反就显得十分必要。但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，革命斗争错综复杂，广大干部又缺乏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经验，加之党的政策有待完善，因而导致肃反扩大化，造成令人痛心的结果。

　　“富田事变”被错杀的同志始终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、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，他们后来陆续得到平反昭雪，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怀念。